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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大道》开播八年以来的得与失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6-09-18 * 浏览 : 0

2012年已是《星光大道》自开播以来走过的第八个年头。2004年10月,由央视综艺频道打造的大型综艺节目《星光大道》首播即创下了频道收视第一的佳绩。节目开播之后,社会各界反响热烈,余温仍延宕至今。据CSM(央视索福瑞公司)的收视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度《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的首播,全国收视达到3.61%,创2004年开播以来的收视新高,位列综艺频道栏目收视之首[1]。八年之间,中国电视节目类型层出不穷,节目形态日异月更,作为中国大陆较早的较具代表性的真人秀节目之一,《星光大道》能够长存至今,个中经验值得总结与探究;而今面对《中国梦想秀》、《中国好声音》等同类型节目“新贵”的强势挑战,节目今后何去何从,也同样需要直面与深思。

一、“得”——中国式平民秀

《星光大道》是由央视综艺频道于2004年10月9日推出的一档大型综艺节目,时长九十分钟。节目以层层递进的形式依次分为周赛、月赛、年赛三个晋级阶段。周赛共分为四个板块,依次为“闪亮登场”、“才艺大比拼”、“家乡美”、“超越梦想”。周赛共五名(组)选手参赛,每一个板块淘汰一名选手,最终决选出一名周冠军。在月赛中,三名周冠军与两名反败为胜的选手(在周赛中落选的选手)进行角逐,最终产生一名月冠军,并进入年度总决赛。年赛共分为七场,十名月冠军和十五名挑战者通过角逐,最后诞生一名年度总冠军。《星光大道》以“没有门槛、没有距离、没有限制的大众栏目”为宣传口号,开播八年来始终坚持“百姓舞台”的基本宗旨,坚持零门槛、零距离以及大众参与性、娱乐性的节目定位,力求为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提供一个放声歌唱,展现自我的舞台。

“平民化、生活化的文化指向是‘星光大道’的魅力所在。[2]”平民化同时也代表了当代电视节目形态发展的总体倾向。个人认为,《星光大道》的节目魅力与生命力主要来自于节目之于社会文化风向与大众心理的敏锐觉察与精确把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相比传统综艺类节目,《星光大道》最大的突破即在于将传统的以明星为主体的综艺“秀”转换成为了以平民为表演主体的“平民真人秀”,顺应了2000年以来社会文化的大众化转型趋向。“不分年龄、不分唱法、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音乐,擅长表演,就可以登上《星光大道》为您铺就的舞台。”“踏上星光大道,平凡的你也能星光四射!”《星光大道》作为一档以平民为主体的综艺节目,自我解构了观众视野中央视始终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言人与艺术权威者的形象,重塑了与民同乐、平近亲和的“平民”形象。无论是农民、下岗女工、军人、学生、农民工,抑或古稀老人、4岁孩童,《星光大道》都曾成为他们短暂圆梦的舞台。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节目表现主体的平民化,《星光大道》的平民化倾向同时体现在节目的具体形式上。如主持人毕福剑的不甚“官方”、不甚“央视”的亲民派主持风格;以“家乡美”环节为代表的节目环节的设置所体现出的节目之于平民选手表演内容的“原生态”的强调与保护等。从明星秀到平民秀,《星光大道》不仅领衔了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大众化转型趋向,以平民为表现主体的相对陌生化的节目形态,同时也询唤起了民众之于节目的关注与参与热度,相较于仅限于“一面之缘”的明星、名人,平民主角更易于取得普通观众心理上的认同。

另一方面,西方真人秀节目的本土化改造。央视制片人汪文斌在谈到克隆国外节目的方式问题时曾说:“克隆国外节目形态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国外的模式和中国的内容结合起来,这是第一层次的,这样的克隆或模仿的嫌疑会比较重一点。第二种还是国外的东西,但我一定要把它的外形给去掉,拿它这个模式里面的精髓的东西,跟我的内容进行多重组合,这才是真正的高超[3]!《星光大道》的克隆或模仿的方式则属于后者。相比于西方真人秀节目,《星光大道》的不同之处或说改造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封闭的游戏规则,弱化了西方真人秀电视节目的纪实性,祛除了节目中较为敏感的窥探、猎奇性内容。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2004年1月出品的真人秀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为例,节目多采用外景拍摄,节目规则较为简单,强调纪实性,选手之间的对抗除节目游戏规则内的对抗之外,选手私生活中的互斗角力也是节目喜于捕捉、渲染的重要内容。西方真人秀节目之于观众“窥视欲”的刻意迎合与满足与西方社会的大众文化心理相辅相成,而在受“礼教”传统熏染的中国,“发乎情而止于礼”、“非礼勿视”等礼义信条构筑了我国国民的深层集体心理,《星光大道》之于真人秀节目模式的这一改造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节目之于国民心理的正确把握与引导。二是将西方真人秀节目的基本要素——以物质奖励的诱惑为行为动机,在电视媒体可以制造的非常态情境中,完成指定的对抗性游戏[4],改造为以“梦想”为行为动机的追逐“梦想”的历程。中国真人选秀节目大多具有这一特征,“舞台”作为节目的具象符号往往被渲染成为“梦想”的应许之地——典型如《非常6+1》中选手在登上舞台之前必须经历为期6天的专业培训的环节之于“舞台”所隐含的“梦想”的意义的放大与强化,选手为获得胜利、获得物质奖励而从事的表演则被包装为追逐“梦想”的奋斗与努力,并进一步被加工制造成更易于向中国观众出售的“情感消费品”。

二、“失”——戴着镣铐跳舞

2000年6月,广东电视台《生存大挑战》节目的开播拉开了“真人秀”电视节目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序幕。2000年之后,“真人秀”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具眼球效应的电视节目类型之一相继在全国范围内的各卫视及地方频道“落地生根”,无容置疑地成为21世纪头十年闪耀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的最为光辉夺目的明星。个人认为,真人秀电视节目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早期以歌唱、舞蹈等综艺表演为主“真人秀”的阶段。较具代表性的节目有:湖南卫视开播于2004年并在全国真人秀节目领域独领风骚的《超级女声》;央视综艺频道于2004年推出的《星光大道》;上海东方卫视开播于2006年并一度与《超级女声》呈分庭抗礼之势的《加油!好男儿》、《舞林大会》等。第二阶段即展示内容相对全面的“真人秀”阶段。如江苏卫视开播于2010年的婚恋类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中国教育频道与江苏卫视联合打造的职场类真人秀节目《职来职往》以及益智答题类真人秀节目《一站到底》等。综观而论,相较于国外经典的真人秀节目,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2000年出品的室内真人秀节目《老大哥》(Big brother)、《幸存者》(Survivor);全美广播公司出品于2004年的《学徒》(The apprentice)等等,中国真人秀节目所具有的一个普遍性特征即重“秀”而轻“真人”,即注重展示被表现者的才艺技能,而弱化或祛除了真人秀节目最为重要的表现内容——对被表现者的私生活或私人信息(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的深度挖掘。原因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受我国民族文化心理与伦理道德传统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之于节目形态、内容的审查与监管也是上述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相较于省级卫视与地方电视台,身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喉舌与社会主流文化标杆的中央电视台则承担着更多的社会教化与舆论引导的媒体职能,因此,相较于国外真人秀节目,甚至是如《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等省级卫视真人秀节目,《星光大道》更像是戴着沉重的镣铐独自艰涩地舞蹈。

笔者认为,戴着政策的镣铐跳舞是造成《星光大道》在全国范围内的娱乐节目中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并愈渐呈现出颓靡之势的根本原因。具体表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节目过多地侧重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如具有地方与民族特色的民歌的复原与重现,丧失了主流的年轻受众群体;其二,由《超级女声》开辟出的以“话题制造”为主的真人秀节目的商业化运作模式逐渐成为中国真人秀节目主流的运作模式,而受制于前文所提到的政策、央视媒体的特殊性质等因素,这一模式无法适用于《星光大道》的节目运作。这就直接导致了《星光大道》具有真人秀节目的形式却无真人秀节目内容的“名不符其实”的尴尬,节目进而落入以才艺表演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传统综艺节目的窠臼之中无法自拔。其三,节目的商业化运作不够充分。如前文所述,《星光大道》以“一个梦开始的地方”为招牌将节目自身打造成为平民实现与兑换梦想的舞台,然而,相对于《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等同类型节目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星光大道》的“造星”势能远远不足,“圆梦”逐渐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丧失了物质或精神利益的诱惑,节目无法调动受众的参与和关注热情,目标观众群体的丧失自然也属意料之中。

三、结 语

自2004年开播以来,《星光大道》屹立于中国真人秀电视节目风云变幻的八年之间常青至今,其昂然的生命力与节目自身适时而变的形态特色密切相关。从明星秀到平民秀,《星光大道》对社会文化风向的敏锐觉察力与把控力是其能够始终占据国内主流真人秀节目一席之地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星光大道》之于西方真人秀节目更为贴近国内受众文化心理与道德传统的本土化改造,也开启了近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全民造梦”的时代。然而,囿于我国特殊的媒介体制环境,《星光大道》典型地诠释了中国娱乐节目介于商业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类似“戴着镣铐跳舞”的尴尬状态。相较于省级卫视更为开放的节目制作环境,央视所担负的社会教化与舆论导向的媒体制作则更为沉重。这也构成了《星光大道》在开播以来的八年之间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并愈渐显现出颓靡之势的主要原因。(责编: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