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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声音》:颠覆美国媒体形象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3-02-05 * 浏览 : 0
《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一书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博士、美国蒙默斯大学助理教授张巨岩先生撰写的一部揭露美国媒体如何与政府、权力相勾结,竭力为富人利益和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服务的言实之作。读完此书所带来的震撼力、冲击力超乎想象,不但进一步认识到美国新闻自由是虚伪的、骗人的,而且看清了美国的媒体是多么的“舆论一律”,进而强烈感到主张中国应以美国为样板搞新闻自由的人是多么荒唐可笑。任何一位关注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希望了解美国宪政民主和新闻自由真相的人都不能不读此书。 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确凿的原始材料和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材料为依据,揭露了美国媒体在平日尤其是每临重大国际矛盾和对抗时,是如何与美国政府沆瀣一气,相互联手,遵从政府和权力的意志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和引导国内舆论,进而影响世界舆论,改变别国人民的意志和看法的。 一、参与美国媒体 1、在对外战争中散布假消息,假新闻,推动舆论支持政府;进入敌国后制造“虚假事件”歌颂美军,美化美国政府 美国媒体和政府、权力的关系,往往在战争中才会显现出前者对后者亦步亦趋的真实图景。在对外战争中为了制造发动战争的理由,美国媒体散布假消息,捏造“伪事件”,成功地推动美国舆论支持政府进行战争。可以说,美国政府在战争舆论动员期间,媒体的议程基本上是由政府来设定的。所以,美国主流媒体与政府的战争政策和外交政策从来都是一致的。在与敌国交战过程中,美国媒体用“支持军队”的措辞来代替“支持战争”,并且广为播报假战果、假新闻,依靠谎言来鼓舞士气,涣散敌军军心,瓦解敌军斗志。美英联军在入侵伊拉克时,通过美国媒体,散布了不少假新闻。如美军在乌姆斯盖尔遇到猛烈抵抗时,美国媒体却报道说该地的8000名守军全部投降。这一则假新闻,第二天立即被世界各大媒体跟风报道,中国的《中国日报》和新华社网站也根据美国新闻机构的报道发表了消息。为了夺取世界舆论,限定全球媒体报道,美国以各国记者随美国记者和美军一起采访的形式,将各国记者“嵌入”美国媒体,使其报道“议程”和口径完全被美军设定。所谓将外国记者“嵌入”美国媒体,是指美军总部以“提供便利”的方式使别国媒体的记者附庸于美军,在行动上完全受制于美军,没有自己的任何自主性,从而使自己的战争报道口径被美军设定。伊拉克战争中,包括中国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00多名记者被嵌入了美军,即同意遵从美国政府“关于嵌入”的指示和命令,以美方的指示、命令和管理来进行报道。登上小鹰号航空母舰并与美军“签下生死状”的新华社记者胡晓明,报道了67则新闻,虽然他掩饰不了自己的沾沾自喜,但这些报道,都是从美军的角度去报道“小鹰”号,很像是一个美军随军记者的报道。就这样,中国国家通讯社的议程被美国彻底的设定了。美国记者进入敌国后以精心设计的电视画面,制造“虚假事件”,歌颂美军,美化美国政府,连续播放美军人道主义援助的新闻和电视画面,使美军的行动被赋予了道义上的合理性。(如平民如何竭力抢夺美军运送水和食物的画面等)。 2、捏造敌对国家、敌对组织和其领导人的所谓暴行、丑闻,封锁压制对方媒体声音,有效地“妖化”敌人,动员国内士气,误导世界舆论 在历次对外战争中,美国媒体在“妖化”敌人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几场战争中,美国媒体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战争宣传自始至终向受众传送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例如,塞族在“强奸营”集体强奸阿族妇女和对阿族的“种族清洗”。本来,科索沃的冲突在北约介入之前,就有极其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种族原因。塞族武装力量在冲突中,确曾使不少无辜民众丧失性命。但是,阿族解放军作为一个武装分裂组织,对科索沃境内的塞族人和吉普塞人同样地施行了很多暴行,杀害了很多人。但在美国的媒体宣传中,这种冲突变成了塞族武装力量对阿族民众单方面的施暴和杀戮,而这种大量的传言事后均没找到实证。美国主流媒体中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都是采取捏造事例,夸大数字的方式详细报道有关塞族的暴行。比如,在欧盟的调查团只采访到4个受害人时,便报告说有2万人被强奸。但这些被大量报道的消息,后来被证明根本就是未曾发生的事情,不但至今没发现一个所谓的“强奸营”,而且大量穆斯林妇女被强奸的报道,也完全拿不出证据来支持那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更为离奇的是,后来甚至发现那些被媒体报道已被杀害的人依旧安然无恙地活着。美国国务院曾说多达10万的阿族人在科索沃被屠杀,但在此后三年内连2000具可能死于当时危机的人的尸体也难凑够,最终阿族科索沃最高法院不得不承认“科索沃没有发生种族灭绝。”这一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所说,“完全是一种美国媒体将敌人妖魔化的程序......。”尽管美国在制造“伪事件”的同时,有效压制了敌方声音,但它仍然丝毫不许提及自己在战争中的残暴野蛮,如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18名美军被打死传的沸沸扬扬,但同时有1万多索马里人被美军为首的西方维和部队射杀,却没有一个美国媒体提及。即便如此,美国还嫌不够,甚至以武力(如声称要炸毁敌方电视台)相威胁,要求敌方宣传工具为自己宣传。美国媒体就是这样蛮横霸道地封锁对方声音,有效“妖化”敌人,动员国内士气,误导世界舆论的。 二、美国媒体与政府、权力的关系 1、把媒体视为第四权力是美国自由主义者编造的三大神话之一,美国媒体与政府之间更重要的关系是二者的“共生”的“情人”关系 据作者披露:美国的某些最有名望的新闻学者早就指出:把媒体视为第四权力是美国自由主义者的三大神话之一(另外两个神话分别是“人民有知情权”和“人民有接触媒体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实赋予了美国媒体享有广泛的自由,但是,宪法只是保证了媒体免于政治权力干预的自由,却没有限定媒体和政治权力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也没有规定政治权力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影响媒体,更没有规定媒体必须一直站在政治权力的对立面,对权力予以监督。美国媒体对政治权力的批评和监督仅仅是美国媒体与政治权力的一个方面,媒体和政府之间更为重要的关系是二者“共生”的“情人”关系。在现实中,那种媒体和政治权力之间不断冲突,媒体对政府总是监督批判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不管媒体多么独立和自由,记者总是要和新闻消息来源维持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关系,以保证自己有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而政府几乎总是新闻媒体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作者指出,当美国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上对着大批记者的摄像机和采访话筒讲话时,他是通过媒体实施统治的。所以,作者认为,美国媒体在战争中是政府进行舆论动员的利器,而在和平时期美国媒体则是政府和权力实现对现代社会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 2、美国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少数精英组织和引导大众的民主,对大众舆论有意识的操控是西方民主一个重要因素,在民主政治中,精英对大众的统治是通过“制造认同”实现的 作者认为,不理解公共关系及理论和社会起源,就无法理解美国媒体的运行,也就难以理解美国媒体和权力的关系。正是通过公共关系和媒体的共同作用,政治权力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统治。 公共关系作为行业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剧烈变革,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正现象日益增加。这使美国统治阶级深感不安,担心由于人民大众的强烈不满而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和动乱。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美国最重要的政治评论家和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及贝奈斯等人的控制社会的舆论学说及塑造舆论的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应运而生。所以,公共关系是在严重社会危机之下,为了有效实现对大众社会的控制而产生的,根本不是如今天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公共关系仅仅是经济领域处理公司和消费者关系的学问和技巧。公共关系政府的创始人从一开始,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在大众社会和民主体制下,通过公共关系有效地实现社会控制,以维护经济和政治统治者的权力。 美国的“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贝奈斯把专门用于改变和塑造大众舆论的公共关系变成了一个学科。此后,公共关系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战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公共关系在美国已经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行业,美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公共关系。贝奈斯认为,无论今天所做的事情多么重要,都必须借助宣传的力量去实现,“宣传是一个无形政府的行政手臂”,领导者进行领导的唯一手段就是“对宣传的炉火纯青的运用”。只有通过对宣传的灵巧的运用,政府才能维持和公众的关系,而这对民主至关重要。那么什么是民主呢?贝奈斯说:“我们的民主必须是领导的民主,即由智慧的少数来组织和引导大众的民主。”“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对大众舆论及大众积习有意识的灵巧的操纵。”“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政治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悦公众,而是如何去塑造公众。” 贝奈斯称公共关系的专家为“舆论工程师”。他说,这些人是少数智慧之人,他们不仅懂得新闻的价值,而且知道如何制造新闻,制造事件。 那么,舆论塑造如何与民主社会相适应呢?贝奈斯说:“对大众舆论与习惯有意识的机智的操纵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分。那些操纵社会的看不见的人构成无形的政府,那才是统治我们国家的真实的权力......我们被统治,我们的头脑被塑造,我们的口味被定型,我们的思想被暗示,这一切,都是由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来施行的。这是我们民主社会组织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不管是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我们平日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行动,我们的社会行为和伦理想法,都被相对少数的一些人主宰着......正是他们牵着控制大众头脑的那些线。” 他认为,“只要我们理解了群体意识的机理和动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按照我们的意志控制和左右大众,而他们对此却毫不知晓。” 作者指出,研究李普曼等人的思想,就会发现,美国的民主的确在实质上是 “有领导的民主”。这种民主成功而有效地平衡了精英的权力和大众的力量,但又使政治权力最终掌握在精英的手中,媒体则在这种动态的均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普曼之所以赞同精英统治,是由于他认为,美国历史表明,大众在关键时刻总是错得一塌糊涂,但他们又是那么强大,政治家就不得不抚慰、贿赂、引诱或者操纵他们的选民,其结果就是民主制度的堕落。这也就是说,“民主必然导致腐化”。所以,李普曼是不信任所谓民意和民主的。而当民意不可信任时,“制造认同”就是一个必然结果,因而,权力通过各种手段,使大众的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在民主政治中,精英对大众的统治必须通过“制造认同”去实现。 3、美国媒体与权力之间不是简单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美国媒体不是政府的哈巴狗,而是美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看门狗” 由于媒体在尼克松总统辞职下台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水门事件”中的媒体被说成为“第四权力”对政府监督的神话原型。这样,人们常常把“水门事件”称为美国媒体政府关系的“分水岭”,把“水门事件”解读为美国主流媒体是监督政府的“看门狗”的典型例子,似乎媒体代表公众舆论,扮演着为公众监督政府,曝光政府不当行为的角色,甚至连总统也能被赶下台。但实际上“水门事件”本身的扑朔迷离,一些重大谜团至今没有被揭开,表明了 “水门事件”远非媒体自我宣传的那样。对“水门事件”深层原因的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将秘密泄露给媒体,利用媒体掀起的舆论,把尼克松逼下了台。“水门事件”背后至今也查不清的“泄密者”故事,告诉人们,美国媒体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微妙复杂的,远不是被简单化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可以用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来形容美国的媒体和权力的关系:美国媒体不是完全沦为权力附庸的“哈巴狗”,也不是替大众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而是美国现存社会体制的“看门狗”。这就是说美国的媒体和政治权力一般都保持着密切的“情人”或“共生”关系,而不是流行观念中的总是对政治权力制衡和监督的“看门狗”。就政坛言论而言,媒体扮演的角色更像是“诤臣”和“谏士”,它们往往对政府在大流上予以认同,但在细节上提出批评和异议,在内政上会有指责,但在外交和国际上几乎和政府亦步亦趋,基本认同。这一方面是由媒体作为追求利润的行业本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和媒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有关。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反共意识形态把共产主义作为根本的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冷战甚至冷战后世界事务的基本视角。在美国的现实中,并非所有的言论在所有时间和所有条件下都受保护,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不同言论在法律面前并非都是平等的,在言论之间存在着一个等级。表面上,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是最受保护的,但实际上,最受保护的是符合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言论得不到相同的保护。 总之,作者认为,美国媒体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游离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但却又和政治权力如影随形,与权势集团息息相关。它以公正的监督者和批评者的面目出现,同时又对金钱追逐无厌。它在白天声称公意,却又在夜间偷偷去塑造它。 三、媒体是新兴的权力中心 1、金钱和权力左右着美国的新闻媒体,媒体首先是为广告商的金钱而在市场中存在,在市场的金钱驱动作用下,媒体会自动向政治权力和社会中上层靠拢和认同,成为精英权力的一部分 据《福布斯》2000年9月13日公布: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中,57人的财富主要来自媒体。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麦切尼斯认为,“这(媒体集团)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企业主集团,由一帮世界上最富的人组成”。因此,今天的媒体几乎就意味着金钱。 美国媒体也许是世界上享有最多自由的媒体。它可以把总统称为“骗子”,也可以把议员称为“猪”,它们可以窥探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客的隐私,制造“水门事件”,这样的民主神话,而不必过分担忧受到直接的报复和惩罚。但是,媒体首先是私人企业,它们对于政治的监督只是“业务爱好”而已,因为,事实一再表明,金钱和权力影响着美国的新闻,它们决定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它们把异见边缘化,并把政府和主导性的私人利益(公司)的信息传递给大众。今天的媒体首先是为了广告商的金钱而在市场中存在的,它与任何私人公司一样,为利润所驱动,为了追逐金钱才参与生产、交换和竞争。只不过它的市场和产品显得非常特殊,常常不被人们注意罢了。广告对于媒体生死攸关,因为绝大多数的媒体的主要收入并不是来自受众的直接购买,而是来自广告商。这样,广告商可对新闻内容产生影响,以取消广告相威胁,要求媒体消除对它不利的言论。所以,对媒体影响最大的人除了投资者和所有人,就是广告商。因此,由于市场压力,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美国新闻变成了“市场驱动的新闻”,新闻变成了产品,只替富人讲话,不替穷人讲话,社会责任感很差。为什么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媒体会有意识地向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群靠拢。因为,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收入越高,消费能力也就越高。广告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群体。只有媒体的内容及读者群满足广告商这一要求时,后者才会把广告投放到该媒体。这就使媒体有意识地笼选其内容,吸引中高收入人群,进而吸引广告商。这样,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的阶层就渐渐和新闻媒体变得无关了,而媒体的内容和目标读者群也会渐渐向社会中上阶层靠拢,媒体所表达的观点也会逐渐向社会的中上阶层看齐。这就是为什么不用政治力量强制,媒体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自动会向拥有财富和权力的阶层靠拢的基本原理。总之,由于市场驱动的媒体本质上是势利的,所以市场自动会驱动媒体向权力靠拢。媒体由于市场驱动等原因,自动向政治权力靠拢和认同,并与政治权力一道,构成了精英权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权力精英层内部的“共生”关系。 2、现代政治最重要的是控制大众舆论,宣传的实质就是对大众传媒进行操控,媒体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影响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成为一种主宰性权力 作者指出,李普曼认为,现代政治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大众舆论。宣传对控制大众舆论有庞大的力量,宣传的目的,就是去影响人的头脑的图景。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是大众赖以构建他们头脑中的图景的最重要的途径。人们每天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认为自己所看到和听到的,就是“现实”。所以宣传的实质就是对大众传媒进行操控,并通过对它所塑造的图景的输送,使人们头脑中的图景也相应地改变。 作者认为,媒体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权力中心。美国的媒体拥有极为庞大的经济资源,它是美国盈利最高,最富有的行业之一。今天,美国的媒体变得愈来愈集中,在全球媒体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高,拥有的经济权力越来越庞大。但媒体更重要的权力在于,它是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 今天,媒体已成为一种携裹着庞大的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塑造能力的新兴权力,成为不同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传统权力的新的权力载体。对大众而言,“制造现实”是媒体的最大的权力。由于媒体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和统治现代社会的重要政治工具,使其已成为持续影响现代社会的最深刻的复合力量,成为超越传统权力形式的新兴权力中心。完全可以说,媒体已经成为我们所在世界的一种主宰性的权力。 四、美国媒体怎样影响世界 1、媒体集中是当代美国媒体产业最重要的现象,美国媒体的集中使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意识形态(私有化、市场万能、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强调增长而忽视社会公正)有了更加有力的传播工具 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造成企业的集中的结果,作为私人企业,美国媒体在竞争中也同样出现了集中。媒体集中是当代美国媒体产业最重的现象,美国媒体已成为跨国媒体集团,这些跨国媒体公司已经成了美国资本向全球扩张的主要载体之一。美国学者认为,代表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主要含有如下成分:市场万能;政府的一切干预都对经济发展不利;私有化;以及忽视社会公正而一味地强调增长。作者指出,庞大的跨国公司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对它们这样的强势的既得利益者有利。如果世界媒体市场的主要份额由美国的媒体集团占有,那就意味着代表庞大的跨国公司利益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获得了更加有力的传播工具。今天,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媒体集中所带来的这种强大的舆论塑造能力,正在美国变为现实。美国媒体的集中不但意味着它所代表的声音倍增,也意味着美国在世界的声音将无所不在。这样,美国媒体依靠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意识形态上所必须具有的党性,对世界舆论形成了强大的“议程设定”能力。这就是说,不但世界舆论被美国的声音淹没和边缘化,而且世界其他地区的媒体的“议程”也会由美国的媒体来设定,从而使美国媒体在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2、公共外交——这种由政府进行的国际性的“信息传播”的目的是影响世界舆论,而其主要目标是国外公众 作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个帝国不是古典的“殖民主义帝国,而是一个通过它的文化意识形态、金融和军事上的决定性优势来操纵世界的帝国。美国不必像古典帝国主义那样主要靠攻城掠地来实现帝国的利益,而是以政治与武力为后盾,以意识形态和文化力量为前锋,以盟国为仆从,向世界推进,为美国的利益拓土开疆。 美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之一汉斯?摩根索曾说,文化帝国主义是一切帝国主义中最微妙,也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不必去征服领土,不必控制经济生活,而是通过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来改变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他认为,如果一国的文化或者政治意识形态征服了别国的决策者的头脑,就会取得对别国的完全的胜利,“就会建立比在军事和经济主宰之上的更为稳定的优势。” 作者指出,美国政府很早就在世界事务中有意识地运用它的“信息的加工和传播能力”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这种由政府进行的国际性的“信息传播”,被称为不同于传统外交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影响世界舆论。美国国务院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资助以影响他国舆论的项目,其主要手段包括出版、电影、文化交流,及电视广播。因此,“公共外交”的对象除了传统外交的对象——国家政府外,主要目标是国外的公众。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说,“公共外交是美国外交的核心”。它是美国对外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工具,在美国的对外“总体宣传”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冷战开始后,美国建立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170个基金会,就担负起了向对外文化宣传输送资金的职能。 尽管“公共外交”本质上是国际宣传,或者政府的跨国公共关系,但是它们的称谓却使其活动带上了中性甚至正面的效果。“公共外交”运用了现代公共关系的很多重要概念和技巧,包括“第三人认同”的做法,例如,“美国之音”等广播虽然属于政府机构,但它在名义上还保持着新闻自由和新闻独立的价值,因为这样使它看起来是中立的机构,更有可信度。“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虽然由国会拨款,但名义上是私营的,所以它的报道就似乎是独立的第三者的声音,从而显得客观独立和可信。 3、“信息自由流动”使美国生产信息及信息设备的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无阻拦的扩张,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失去了文化自主权,完全为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所主宰 作者认为,“信息自由流动”很少是由抽象的道义上的追求来推动的,而往往是以经济利益及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为动力的。 自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早期,“信息自由流动”一度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辩论的核心论题之一。当时,刚刚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现,它们不但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获得真正的改善,反而在信息时代来临之际进一步失去了文化上的自主权,因为国际信息的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单向流动。 美国对“信息自由流动”的支持固然与它对自由民主政治社会追求相一致,但这不是主要的动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生产信息及信息设备的跨国公司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没有阻拦的扩张,所以,信息的流动本质上是资本流动的一部分。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世界主宰地位的形成并不只是由经济力量单一地自发形成的,而是得到政府积极的“对意识领域有意识的控制”的补充。 作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贸易往来处于结构性的巨大不平等的条件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庞大信息产业开放国内市场,当然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这只能意识着它们在信息流动中被彻底解除自我设防,而沦为西方发达国家信息生产和输出链条的下游的附庸,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被西方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所主宰。 4、美国媒体成为“全球化”时代主导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使得富国主宰了穷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美国媒体和权力的情人般的“共生”关系,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意味着,美国媒体成了世界信息单向流动的干渠;美国媒体成了美国被指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也是美国对外施展“公共外交”(国际宣传或跨国公关)的利器。美国媒体也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主导意识形态的塑造者。 美国媒体生产着人们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的新闻和娱乐,但在这种信息和娱乐全球均享的表象后面,是核心国家(发达国家)对边缘国家(落后国家)实行的信息产业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宰,这种主宰造成了世界物质性贫富差别之上的更为严重的信息和知识的贫富差别,使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广的“信息鸿沟”。 这表明,当今“信息世界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富裕国家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传播工具和机构,信息在国际间不平行地流动。落后国家在富裕国家媒体中的形象被扭曲,它们的文化被富裕国家的霸权文化所主导。这也决定了信息的“全球化”实质上也是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旗帜下,向世界市场进军的过程。这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张的“信息自由流动”的真实含义。 5、美国媒体表面上的非政治性,使它有别于僵硬的政治宣传而能够无所不在,四处渗透 作者指出,美国媒体是采用“整合型宣传”和“社会宣传”的渐进方式使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整体社会环境(包括广告和电影等一切媒体),对人们的意识进行灌输,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而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这种“社会宣传”和“整合型宣传”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向社会逐渐渗透,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主要方式。“整合性宣传”的主要特点是不以僵硬的意识形态面目出现,表面上是非政治性的,并因此而使它无所不在。正是由于“整合性宣传”或“社会宣传”这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宣传方式,不同于直接而僵硬的政治宣传,它是以渐进的、间接的方式,来塑造社会意识的图景,反而使它无所不在,弥漫和渗透在几乎一切社会角落,使大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塑造了自己头脑中的图景。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虽然美国媒体没有像前苏联和中国那样被直接置于政治权力和管理之下,但它仍然负载着宣传的功能,只不过它的宣传方式主要是具有着间接性和渐进性的“社会宣传”罢了。 五、英美舆论为了影响世界舆论而存在的秘密阴谋组织 1、美英之间早就存在一个企图“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拥有巨大财富的、秘密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宰基本上是市场力量的结果,而不是阴谋的结果。但另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却不赞成这一观点。美国历史学家卡洛尔?奎格利(该人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为“启蒙之师”)在其历史著作《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中,揭示了一个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有着巨大影响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正是“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奎格利认为,早在1891年塞西尔?罗兹(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是他所在时代的比尔?盖茨)、威廉?史泰德(当时英国最有名的记者)、雷吉那?布莱特(维多利亚女王的密友和心腹),三个核心人物就组织了一个秘密会社。这个会社没有标志,没有仪式,但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不定期举行秘密会议。这个秘密会社的目标,就是要统治世界。按照罗兹的设计,这一目标最好由若干相互忠诚,愿意为共同事业献身的人通过秘密结社去实现。实现的手段则是从幕后施加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同时“操纵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这了实现这一目标,罗兹通过他的第一个遗嘱将所有财产用以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为英帝国服务的类似耶稣会的由“宣传家”组成的秘密组织。从1910—1915年的短短五年中,该组织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建立了分支机构。它在美国的分支即有名的“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这个秘密会社影响世界事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宣传。它对英国的政治和政策施展其影响的方法是:首先通过它控制的大学、基金会、杂志及《泰晤士》报,向政治、教育和新闻三个方向渗透。其次,招募有才干的人,通过许以权力和地位,把他们纳入会社。第三,通过把会社的成员以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安置在权力位置上,对公共政治施加影响。 除了学术界,该会社还通过新闻媒体来引导并影响舆论。 由于这个会社有多个分支,又看来互无关系,当各分支就同一问题发表意见时,影响力就会成倍增加。 奎格利认为,从1920年起,罗兹会社就致力于和美国建立一种亲密联盟的关系。美国最重要的智库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919年成立之初,即成为“罗兹会社”旗下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美国分支。1941年2月,“对外关系委员会”正式成为美国国务院的一部分。1942年,该委员会对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建议是,建立一个仿照罗兹会社在一战后所策划的类似“国际联盟”的组织。目前,“对外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智囊团,最大的政策机构,拥有3200多名成员,纳入了财界、学界和政界最有影响的精英人士,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这个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分别是大名鼎鼎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和外交官温斯顿?洛德。从这三位兼有学界、政界和财界关系的影响非凡的人物可以看出,该委员会远不是一个它自己所谦称的“研究机构与出版人”。 “对外关系委员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世界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它的旗舰刊物《外交》杂志既是讨论对外政策的平台,也是对外政策决策集团的重要喉舌。它登载的文章常常设定全球“议程”,对引导世界舆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冷战结束后,对世界政治舆论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恐怕非《文明的冲突》与《历史的终结》莫属了。而这两部著作都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紧密相关。2001年9?11袭击之后,“对外关系委员会”给美国政府提交的一则报告表明,它对世界舆论非常关心,并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如何改变世界舆论的建议。2002年由35名“对外委员会”成员起草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全面检视其国际交流和国际广播项目,以更好地促进“跨文化理解”,推销美国的对外政策。它还建议白宫应成立一个形同公共广播公司(CPB)的“公共外交机构”,向海外传播美国的信息。奎格利透露,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个“盎格鲁——美利坚权威集团”。这一集团在美国主要通过五份报纸来塑造舆论,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时报》和《波士顿晚报》。这一权势集团至少在20世纪早期影响着美国重要大学的决策权。后来,这些权势集团将巨额私有财产向免税的基金会转移,通过这些基金,把华尔街、某些著名大学和美国政府紧密连接起来。 总之,奎格利以非常权威的身份,以详实的史料为人们揭示出了一个旨在以媒体和宣传来影响世界事务的最先在英国形成,并进而延伸到美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神秘组织。这个组织以金融力量为依托,操纵或影响着舆论和学术界,并进而影响着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事务。 2、裴伦山学会是美国当今媒体和权力紧密结合、学界、政界、财界建立广泛联系,影响世界政策和舆论的重要秘密团体 作者指出,要了解强势国家为了精心操控舆论,创造和固化的对自己有利的神秘组织,就不能不提到裴伦山学会。 裴伦山学会是一个20世纪后半叶对世界产生过极为重要影响,但却鲜为人知的旨在影响世界舆论的社团。 成立裴伦山学会的最初想法产生于1938年,当时,26位英美学者来到巴黎,讨论李普曼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参加者包括李普曼、哈耶克、未塞斯等人。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的主要思想即从这次集会中产生。同时,这个集会产生了成立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裴伦山学会的最初想法。该学会后来成立于1947年,其第一位领袖是哈耶克。 裴伦山学会是以瑞士的一个高山命名的会员组织,目前已经拥有500名会员。这些会员包括主要发达国家的高官乃至元首,诺贝尔奖获得者(已有六位)、记者和学者。该学会虽然自己宣称不从事宣传,但其性质正是一个从影响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进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有着浓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智慧团,只不过它的这种宣传极为隐秘罢了。 为什么要成立裴伦山学会呢?按照该学会1947年成立时的章程,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处境危险”。其原因之一是在于一种否定绝对道德标准的史观(指马克思主义和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的出现,二是在于对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的衰落。所以,必须通过思想辩论和对西方文明中合理价值的肯定,去迎击这种意识形态运动。 裴伦山学会的重要性可以从美国官方对其1996—1998年的会长艾德文?J?富尔纳的态度和评价看出来。19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授予富尔纳“总统公民勋章”,表彰他作为“保守运动的领导人”的贡献。里根在授勋致辞中说,“他(富尔纳)通过建立一个致力于理想及其结果的机构,帮助塑造了美国政府有政策,他一直是理性与价值的声音,为他的祖国和世界的自由事业作出了贡献!” 裴伦山学会作为政治与舆论影响力汇合点,与学界、政界和财界建立了广泛联系,采取尽量不为人知的低调的独特方式来影响着世界的舆论。 大量确凿情况表明,西方国家确实存在影响世界政策和舆论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团体。这种组织是英美国家中媒体和权力的最紧密结合。 总之,《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一书告诉人们,美国媒体和政治权力之间是一种情人般的“共生”关系,而不是流行观念中所谓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美国媒体在战争中是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和影响世界舆论的重要工具,是现代战争“总体宣传”的一部分;美国媒体在向全世界传播代表美国跨国公司利益的意识形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它在对外宣传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民族性和以美国国家地位为依托的霸权意识;一句话,美国媒体是由美国政府和权力操制的,并且是其削弱敌手,征服全球,谋取世界霸权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