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本无界,行销最有力!---创始人彭小东

政策法规

从《奋斗》到《欢乐颂》: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变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6-05-11 * 浏览 : 0

 精良制作的外衣下,包裹的是其内核的真实。《欢乐颂》不吝揭开当代都市生活光鲜背后的艰辛,也坦然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和固化,正是在这些夹缝之中,中国新中产才显露出寻求...

  

8-1.jpg

  《欢乐颂》中的新中产:他们的集体时代气质是“不敢任性”

  

  侯鸿亮带领的正午阳光制作团队,在《伪装者》《琅琊榜》之后,再次制造出了《欢乐颂》这样一部话题之作。

  

  不同于前者在民国风云或架空历史中讲述情怀,《欢乐颂》从题材到形式,都充满了当代性与现实感,就连它成为话题的方式,都彰显着中国大众文化市场正在悄然发生转移:剧集的卫视收视率排名在第3-10名间游荡,而网络播放量却高居榜首,微博话题热度更是居高不下。

  

  有网友戏称,虽然一集也没有看过,但是只刷微博,就能知道几个人物是安迪海龟高智商、曲筱绡毒舌富二代、樊胜美虚荣、关雎尔乖,还有个邱莹莹笨脑袋。

  

  《欢乐颂》走红的方式,标定了它的受众大多是活跃于网络空间的青年一代,他们对于社会问题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敏感和直接的反应。

  

  而《欢乐颂》能够获得青睐的原因,精良制作的外衣下,包裹的是其内核的真实。《欢乐颂》不吝揭开当代都市生活光鲜背后的艰辛,也坦然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和固化,正是在这些夹缝之中,中国新中产才显露出寻求自身定位、创造自我话语的顽强努力。

  

8-2.jpg

  从《奋斗》到《欢乐颂》:不敢再任性的青年一代

  

  提到表现当代都市青年生活的电视剧,绕不开的是赵宝刚的《奋斗》。这部2007年的剧作中,主人公陆涛从爱情到事业,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他和同样出身平凡的夏琳一见钟情,因而决然与富二代女友分手,希望两人一同奋斗、获得成功。从天而降的生父,作为成功的商人、富豪,交给他重要的设计项目,让他实现自我价值。

  

  他却不满生父在商言商、将他的项目转手卖掉,想要跟随项目继续运作,不惜将两千万奖金全部投入,最终让公司亏损三个亿。

  

  赚了两千万又怎样,赔了两千万又怎样?佟大为饰演的陆涛,将POLO衫的领子高高竖起,梗着脖子、抬起下巴,骄傲地睥睨着这个世界。

  

  就连副线杨晓芸与向南的爱情故事,也充满了不作不死的折腾。情到浓时,两人偷户口本出来结婚,被生活的鸡毛蒜皮折磨,就一拍两散地打胎、离婚,看到新欢出现、心中涌起醋意和不甘,就再次重归于好。结婚、离婚、复婚,都只是为了验证他们的爱情与青春。

  

  一群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男女,住在废弃工厂的大厂房中,门口漆着“乌托邦”——这的确是一个乌托邦之梦,他们仍旧怀有成为著名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心心念念着“法国”这个浪漫的彼岸,坚定地相信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在这个充满规则的社会中任性地横行霸道。

  

  《奋斗》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与其说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50后赵宝刚的青春幻梦和热血激情,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谢幕。

  

8-3.jpg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所引发的,是新世纪后轰轰烈烈的全球化浪潮逐渐减速,乃至进入今天的逆全球化阶段。

  

  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人人梦想成真的宣传和账户上不断上涨的数字的双重作用下,阶层的区隔并不明显,而大浪退去,现实就会如同岸上的沙石一般显露出来。

  

  整个世界范围内,都遭遇着社会结构板结、民族主义高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中,人们从《奋斗》的浪漫情愫中,调头进入《蜗居》《裸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的严峻现实,直到今日的《欢乐颂》。

  

  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然改变。青年人从北京郊野、废弃厂房的“乌托邦”搬入繁华上海、高楼林立的“欢乐颂”,“追求理想”被“只求生存”替代,成为他们的主旋律。

  

  《欢乐颂》中合租在2202的三位姑娘,哪个不用在算盘里生活?在外企实习的乖乖女关雎尔,一面担心年终考核后能不能转正留下,一面发愁实习工资只够负担房租水电,连换季添衣都要妈妈出手。

  

  小城姑娘邱莹莹,凭着一腔热血要在上海立足,奖励自己时就买包甜甜圈,房东涨价就自己带饭上班,楼下早餐铺四五块钱的包子白粥,“自己做成本才一块五!”

  

  三人中工资最高的樊胜美,外企HR月入过万,小账本上各项开销盘算下来,也是所剩无几。连衣食住行都要好生计算,她们哪里还敢任性?

  

8-4.jpg

  生活如此,爱情亦如此。想维持光鲜亮丽的形象,就要像樊胜美与王柏川一样,一个把租来的房子说成自己的,一个把租来的宝马说成自己的,彼此相互试探对方家底的虚实,哪还有工夫考虑感情的深浅。

  

  若是脚踏实地、不惧人间烟火,就要像邱莹莹一样,把心放宽,和前男友白主管同居,白渣男给出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分摊房租,后来总算认识了靠谱的IT男应勤,也就不要介意两人是靠盒饭相识。

  

  在生存面前,爱情和婚姻逐渐变成搭伙过日子,这是越来越多奔波在相亲路途上的青年人正在感受的现实。

  

  “不敢任性”关乎收入,但更是一种集体共有的时代气质。连富二代曲筱绡,谈起生意都会为二百万毛利润锱铢必较,哪里还有陆涛那样拿着两千万不当回事儿的潇洒。

  

  精英如安迪和魏渭,网上再怎么心有灵犀、相谈甚欢,第一次见面也会财不外露、刻意隐藏,哪里敢像杨晓芸和向南那样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

  

  70后的侯鸿亮,显然比50后的赵宝刚更具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个时代,拥有理想是种幸运,而不是崇高,谈论爱情是种奢侈,而不是浪漫。

  

8-5.jpg

  曲筱绡与樊胜美:“阶级”的隐身与现形从《奋斗》到《欢乐颂》:不敢再任性的青年一代

  

  《欢乐颂》一剧最让人感到痛切之处,在于它以创造乌托邦为开始,却以不断打破乌托邦作为故事发展的动力。

  

  22楼五位美女,原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各自的人生经历也划定了她们实际所处的阶层,但是机缘巧合,共同入驻欢乐颂小区22楼。

  

  同住一层楼,看起来是生活在同一平面,然而这背后的差异,就如同下楼时有人按了“1层”而有人按了“B1”一样,隐蔽而深刻。

  

  在消费主义面前,一切都被折算成金钱与购买力,这种计算方法看起来残酷,实际上却大大简化了阶层之间的差异。

  

  特别是在当前各个商业品牌都希望上下通吃、全产业链布局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哪怕是国际一线的奢侈品牌,也会推出入门级的包包、买得起的口红或者与快消品牌合作的服装。

  

  这种现象给人一种错觉,只要赚到足够多的钱,就可以在社会阶层中通行无阻。如果没有原生家庭的负累,月薪过万的樊胜美之流,与月薪数十万的安迪之流,在社交中展现的个人形象,并不会产生天壤之别,她们都可以在别人的目光中披挂一身名牌,哪怕一个是入门级、一个是限量版。

  

  典型的城市新中产樊胜美,就一度产生了这种错觉,在她与富二代曲筱绡第一次交手的时刻,她正精心打扮,准备赴约参加一个精英云集的酒吧开业典礼。

  

  她打量着曲筱绡,发现对方的包包价格压过了自己,于是悄悄换了一个旗鼓相当的手袋,又重新恢复了自信。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初期,我们常常惊叹于资本主义物质的丰富,继而发现金钱的不公和万恶,它竟然可以让有的人沿路乞讨、食不果腹,而有的人可以吃一个扔一个。

  

  然而新世纪的今天,社会进入普遍中产、普遍均等的阶段,当所有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超市牛肉与神户牛肉差别,已经没有饥与饱这么大。而新中产的樊胜美,也一样买得起富二代曲筱绡所用的东西。

  

  “阶级”的差异,在消费主义的物质资源面前,仿佛已经消失不见。

  

8-6.jpg

  但是另一方面,“阶级”所造成的裂痕,其实是向着更隐蔽也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樊胜美与曲筱绡互知底细之后,一早相见,曲筱绡对樊胜美淡淡说道:“你衣服哪儿买的呀?我妈今天早上穿的也是这件。”

  

  一下刺中了樊胜美的软肋:“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不一样的。如曲母之辈,自然有底气穿大牌正品睡衣,而对于有钱用在刀刃上的樊胜美,不穿出去给人看的睡衣,当然买的是仿品。

  

  这些“穿在里面的衣服”,成为标定阶层的关键。凭借头脑跻身精英与富裕阶层的安迪,与富二代曲筱绡一见如故,倒是和2202三位性格更亲切随和的小姑娘,并未轻易成为好友。

  

  安迪觉得她们都本性不坏,但是又和曲筱绡一道,点评樊胜美是职场油条、关雎尔教条主义、邱莹莹七窍未开,一一道出她们的狭隘之处。

  

  诚然,安迪和曲筱绡并非完美无缺,后者甚至充满争议,但是两人作为富裕阶层,敏锐地发现了属于新中产的焦虑症:她们全心全意遵循上一阶层制定的规则,模仿精英的生活方式,

  

  因而无从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却只能站在任人评判的位置。

  

  为了维持与富裕阶层和精英群体的相似,樊胜美要费尽心力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关雎尔亦步亦趋地跟在安迪后面、从专业知识学到生活方式。

  

  然而又在工作、生活、感情危机突然降临的时刻,惊慌失措,显现出内里的空虚——而这些由家庭背景、成长经历造就的决断力,就不是可以简单用金钱可以购买的了。

  

  现形的“阶级”,彰显的正是队伍日渐扩大的中国新中产在自我话语上的匮乏。

  

8-7.jpg

  中国新中产:寻找新的话语资源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报告,以平均三口一家计算,家庭年收入6-50万元,成为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中国新一代“中产”,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数字化界定。

  

  按照这个标准,尽管仰望着2201和2203的两位富裕业主,2202的樊胜美与关雎尔,也算是城市中产,如果按照原著后续发展,樊姐摆脱家庭的拖累、关关顺利转正、小邱网店日益兴隆,那么她们三个都会是中国最典型的中产,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生存状态。

  

  “中产”的名字固然动听,然而如果只能成为富裕阶层的模仿者,那么她们的生活,或许“舒适”,但永不“体面”。

  

  因而,《欢乐颂》看起来是不同背景青年男女试图在上海立足,实际上则是一群以不同路径抵达中产的人们试图创造新的精神之都。

  

  最无所挂碍的邱莹莹,对安曲二人的高端生活,坦然羡慕,但从不模仿,毫无自卑与嫉妒,充满乐观、进取与知足,展现了蓬勃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

  

  在别人眼中没心没肺、憨傻天真的邱莹莹,反而率先通过开网店这种充满个人特色的方式弯道超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道。

  

  而经过一路挑选的樊胜美,兜兜转转还是做回了王柏川小公司的老板娘,放弃了嫁豪门钓金龟,开始经营一份自己的产业。

  

  而屡屡与曲筱绡在金钱观上发生冲突的赵医生,则始终凭借自身的智力、才华与情趣,让曲筱绡欲罢不能。

  

  2202的小小空间,成为了中国新中产的汇集地。她们既对抗着来自原生家庭、传统社会的阻挠,又反击着来自富裕阶层、上流社会的打压,在当代社会中顽强生存。

  

8-8.jpg

  在安迪和曲筱绡不带她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中,这三位姐妹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为自己的生活赋予价值和意义。

  

  诚然,《欢乐颂》中,关雎尔、邱莹莹的智商不足以和安迪媲美,樊胜美的金钱和爱情也无法与曲筱绡对抗,智商不同无法成为朋友、财富差距不能愉快玩耍,但是她们依旧在创造着自己的话语资源和价值体系,在板结社会中开拓属于中产阶层的空间,奏出自己的欢乐之歌。(责编:郑世杰)